北路梆子，又名＂上路戏＂，与中路梆子（晋剧）、上党梆子、蒲州梆子并称山西四大梆子。是在华北地区较有影响的剧种之一，也是最早形成的剧种之一。
其形成，早有“生在蒲州，长在忻州”之说。就其早期唱念用“蒲白”，设科班教戏请蒲州人，以及蒲州艺人来北路搭班唱戏、落户等史实，可以确认它是蒲剧北上与当地语言和民间艺术融合而成。形成时间当在清代初期，其活动地区除本省忻州、雁北地区外，还流布于内蒙古、陕西省北部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等地。
清乾隆二年（1737）七月，有“大成班”在代州鹿蹄涧演出梆子大戏《龙凤剑》和《朱仙阵》的舞台题笔。在蔚州，“梨园子弟歌珠少，雪面参军斜袖穿”，但官府老爷并不欣赏，因为它“不是帝京弦”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蔚县志》载靳云藩《蔚州观剧》，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有山西大同的“大云班喜唱梆子戏”的记载。可见此时梆子戏已经在晋北、内蒙一带广为流传。山陕梆子北路化以后，形成一个新的剧种——北路梆子。清乾隆至咸丰间，北路梆子日趋成熟，有了固定班社、剧目、名伶和演出规例。
清同治至抗日战争前，是北路梆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班社众多，大约达百余个。行艺数十年的班社有“三顾园”、“五梨园”“成福班”“同庆班”等30余家，更有因远去京师演出而颇负盛名的“大昌盛班”。相传抗日战争前，仅崞县（今山西原平县）班社就达30个之多；五台县虽属偏僻山区，也有7个班社。北路梆子班社之多，艺人之众，以这一时期为最。
当时有影响的名家多若繁星，仅进京献艺的名伶就有：“老十三旦”侯俊山、“金兰红”赵玉亭、“云遮月”刘德荣、“盖七省”董瑞喜、“三鱼旦”韩德福，以及已佚姓名的“天明亮”、”捞鱼鹳”、“盖北京”等多人。本地名角更是数不胜数，有：“五月鲜”刘明山、“十二红”刘宝山、“六月鲜”刘玉山、“小十三旦”郭占鳌、“十六红”焦生玉、“十三红”马金虎、“两股风”郭宇清、“灵芝草”高有富。这一时期，在演唱艺术上还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大同为中心的“云州道”（亦称“大北路”），以代县为中心的“代州道”（亦称“小北路”）和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蔚州道”。它们既有共同的程式规范而又各具特色，所有名角也都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和行当需要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竞相标新立异，促使北路梆子演唱愈加丰富多彩。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剧种受到日伪军摧残，许多艺人被迫转业，有的被残杀，如名艺人“小十三旦”全家在崞县遭敌杀害，贾桂林（艺名“小电灯”）隐名埋姓做了家庭主妇，高玉贵（艺名“九岁红”）赶了大车，也有的艺人改唱中路梆子。
“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12年间，北路梆子幸赖晋绥根据地的绥蒙军区人民剧社、二中剧社、长城剧社等延续，才未失传。人民剧社的“二梅兰”（雷艳云）、“七岁红”（马素琴）、“海棠花”（王秀英）等名演员，辗转绥蒙、晋绥地区演出，为保留北路梆子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内却没有专业剧团。
1954年举行全省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前，党和人民政府派员敦请脱离舞台生活18年的名艺人贾桂林和高玉贵、董福、安秉琪等又临时组班参加演出，引起轰动。省委决定恢复这一剧种，1955年2月16日成立忻县专区北路梆子剧团，这个中断了10余年的剧种从此复活。该团经过一年的努力，发掘、整理了传统剧170个，也移植排演了一些优秀外来剧目，巡回演出在晋北各县与太原、榆次等地。
1956年赴京汇报演出，获得首都戏剧界与观众好评。1959年春随山西人民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演出，路经杭州、上海等地公演，均获观众赞扬。不久，山西大同市、内蒙古包头市、丰镇县、山西宁武县、五台县及雁北地区陆续建立北路梆子剧团，并在忻州、雁北创办两所戏曲学校培养后继人才。经几次发掘，抄录传统剧目400余个，故删除。搜集整理《北路梆子音乐》两套，以办戏校和随院团培育两种形式培养演员、演奏员300多人，使北路梆子焕发青春，重展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