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西岸·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于8月4日在天津大礼堂开幕。戏剧展为期一个月，10部年度经典剧目，15场次精彩演出竞相上演，将成为天津乃至全国的文化热点。与此同时，明年第二届戏剧展的前期接洽工作已经启动，致力公益、旨在降低票价的“城市舞台戏剧基金会”也在酝酿之中。策展人马千说，他们希望通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努力，复兴天津这座城市的观剧传统，在年轻一代观众中建立一种独到的看戏感受，显现出新的“戏窝子”本色，让天津重新成为舞台戏剧的大码头。
从需求出发整合观剧传统与戏剧资源
天津是一座有深厚戏剧传统的城市，天津观众的底蕴闻名遐迩，举办“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的想法源于偶然。策展人马千的职业是一名电视编导，近些年兼顾传统戏剧的演出策划，周围朋友戏剧圈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涉足舞台剧。今年年初，马千去英国，在伦敦西区连续看了许多场戏，回天津后忽然有了想法——我们天津能不能也有自己的戏剧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集中看戏？
马千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天津华谊东方文化公司的总经理薛乃夫，两人一拍即合。马千说，办戏剧展本来是从私心开始，后来变成了公心。“我的私心就是我也想在家门口看到很多好戏，我周围的爱看戏的好朋友们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戏，爱戏的人就应该有看戏的机会。慢慢变成了公心，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到好戏。”
“一开始只有两三部剧，虽然说我们不是贪大求洋，但戏剧展毕竟戏要多一些。”出于这个想法，马千开始漫长而艰难的邀约顶尖剧团来天津参加戏剧展的过程。首先，档期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本来我们要邀请赖声川老师的戏，但档期左调右调也没时间；林奕华的《三国》都已经谈完了，可是因为档期安排最后没来成；田沁鑫导演的《青蛇》开始也说没问题，但实际情况就是操作不了，倒腾不出来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马千原本拟定邀请今年在戏剧圈内风生水起的《蒋公的面子》，但当时主办方不太了解这部戏，觉得10部剧已经够了，便放弃了这部戏。到后来才发现这部戏那么好，也只能留下遗憾。
这些发生在戏剧展背后的曲折故事，恰好说明举办这样一系列大型演出的难处。但也有幸运的时候，马千说：“比如《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这部戏，是金世杰老师在《如梦之梦》演出间隔的时间飞过来，演完就走，太不容易了。包括《大宅门》，斯琴高娃的档期也不好调整。这些事情在接洽过程中才觉得真的难。最后还是约成了，也是可喜可贺的事。”
10部年度经典剧目，15场次精彩演出，参演剧目的主创集结了丁乃筝、孟京辉、田沁鑫、郭宝昌、任鸣、陈佩斯等当今时代的戏剧大师，参演院团囊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台湾表演工作坊、台湾果陀剧场、大道喜剧院等两岸首屈一指的舞台戏剧团体，绝对顶级的演出阵容在同一时期聚集在天津。从8月4日开幕大戏《乌盆记》，到9月5日最后一场《大宅门》，戏剧展将整整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马千说，这有点儿像民国年间正月十五刚刚过去，城市的剧场里舞台上开始连续演出一两个月的单本戏，“各大名家都到天津卫来演出，集中时间、集中场地，集中看好戏。”
从近代天津剧场生态挖掘优势基因
近代百年，天津就是一座“有戏”的城市。天津城市史专家罗澍伟说，20世纪初以来的天津文脉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租界地的西洋文化，二是由老城厢区域沿革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在1888年4月，英国的汉弥尔顿剧团便登上了天津英国俱乐部兰心戏剧院的舞台，这也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西方职业剧团演出的城市。在那次演出之前，英租界的侨民便已经开始组织业余剧团了。”
1914年，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南开学校成立的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从思想意识上对新剧进行大胆变革。在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指导下，“南开新剧团”编演了《一元钱》《新村正》等新剧，南开学校被誉为“中国北方话剧之摇篮”。曹禺便是“南开新剧团”的骨干演员，并从南开的舞台走上了话剧创作的道路。
首届“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也将天津的戏剧舞台历史作为重要的呈现内容。主办方邀请着名作家林希、中国话剧第一人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俗家嫡孙女李莉娟和马志明出任艺术顾问，目的正是要突出天津作为中国话剧发源地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为开幕大戏的《乌盆记》不仅是一部简单的舞台剧，马千同时也是《乌盆记》的导演，他认为，这部剧最主要意义在于还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剧场生态。“《乌盆记》不是单纯的传统戏曲，我们的剧情介绍将演出时间设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个民国新式剧场里，同时上演了京剧、相声、评书三种不一样的，但都达到巅峰的作品，这三种作品都紧紧围绕着戏曲《乌盆记》这个故事。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概念戏剧。”
在整部《乌盆记》的演出过程中，从大幕拉开、开场，到演出时恢复检场，都体现了一种复古的民国范儿。恍然间，看戏人和演戏人都穿越到过去的时代。马千说，他认为《乌盆记》不是传统京剧，而是一部实验性的舞台剧。“我只是想做一部我的舞台尝试，它的舞台可能比别的话剧要更宽泛，你愿意当什么看都可以。用这部剧作为在天津举办的戏剧展的开幕大戏，也正好把天津开放的、五方杂处五味杂陈的城市特点展现出来。”
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演员必须要过天津观众这一关，才敢称之为“角儿”。梅兰芳、马连良等大家都将天津当做他们的重要市场。1936年，马连良为当时全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剧场——中国大戏院开业剪彩，并演出了《群英会》《借东风》等京剧。随后，梅兰芳、周信芳、尚小云等名角连台演出达一个月之久。当时的京剧演出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天津、北京、上海三分天下，缺一不可的局面。这种舞台演出的状态，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去重新发现和思考。
